陈建华 | 赵景深先生的“赤子之心”

提要： 先生集翻译、创作、编辑出版于一身，著作多达150种。先生几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同步，数十年纵横文坛，交游之广如海川百纳，而为人处世以谦恭为本，如对于徐志摩的“提携”之恩没世不忘，尤其对于鲁迅先生一向称颂备至，敬重有加，可叹一句对他不无意气的“牛奶路”的批评成为某些人轻薄讥笑的口实，先生则反躬自省，至晚年仍一如既往。

赵景深先生（图片选自上海古籍社《赵景深文存》）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每当我想起三十多年前跟赵景深师读书的情景，先生和贵大气的仁者风范与那种“文艺复兴”式沙龙的人文氛围永久萦绕在记忆中，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愈增浓郁。

1979年夏天的一日，在上海近郊高桥的一个修船厂里，我像平日一样在工地上，突然收到一封信，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寄来的。通知我已被录取为研究生，但我所报考的唐宋文学专业已满额，问我是否愿意转到元明清文学专业，导师是赵景深和章培恒。这封信给我的人生带来转折，抬头烈日当空，头顶着蓝得不能再蓝的天，胸中翻江倒海。

在这家船舶修理厂工作了十一二年，大部分时间是个小“牛鬼”，那一年厂里刚给我作了平反，高校招生仍允许老三届以“同等学历”报考研究生。向来爱好文学，在“文革”中读了一些唐诗宋词，因此报考时除了唐宋专业别无他选。后来听说我给录取，是因为我的外语成绩比较突出，为了给自己加分，在申请时附上了我翻译和发表了的《卓别林自传》之类的材料。

先生给我们上中国戏曲史的课，每周六下午在淮海路上四明里他家的客厅里。听课不止我一个，师兄马美信是比我高一届的研究生，还有李平、江巨荣这两位师兄，他们都在复旦执教，还有几位外校的。大家排排坐在长桌边，听先生开讲，原原本本从戏曲的起源讲起。关于中国早期戏曲的史料不多，如什么是“兰陵王”啦“参军戏”啦，专家们各有说法，赵老引证史料一一加以辨析，章章节节都已准备了讲稿，细声细气的，有时会讲两个小时，事实上那是他正在计划撰写的中国戏曲史。

其时正值大地回春、百废待兴，戏曲研究领域中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先生年届八旬，体弱多病，然而满腔热忱，全副精神投入教学与写作，似乎在跟时间赛跑。的确，如果把他最后几年的生活起居与学术活动编排一下，其繁忙与多产令人肃然起敬，而那种乐观美感的人生态度更令人赞叹。不光自己笔耕不辍，他的旧著也纷纷出版，对这些他都要做一番修订补充，使之跟上时代，且字字要自己校过。为了推奖学术研究，先生与上海古籍等出版社合作编辑丛书或论文集，如为中州出版社编辑一套《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丛书》，第一本是已故严敦易的《元明清戏曲论集》，他在编辑之余写了一篇长序，寄托其追怀故友之情。此时海内外前来赵府问学求道邀会请文者络绎不绝，凡有利学术的，先生是有教无类，有求必应。虽然他晚年着重戏曲曲艺方面的工作，和李平、江巨荣等规划长远，为培养人才不遗余力。我们也都知道，在现代文学领域里先生也卓有成就，如1984年上海书店影印《文学周报》，他为之写了出版前言，即显示其“活字典”作用之一斑，对这份上世纪20年代初文学研究会的重要刊物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而他自己也是主编之一。

最让人不可及的是先生对“俗文学”的提倡身体力行，50年代曾与师母在复旦大学演出《长生殿》，至今传为佳话。晚年赵师在家中与师母一起唱戏曲段子也是日常的家庭娱乐。作为“上海昆曲研习社”社长，也与社员一起交流切磋。

 
赵景深（前排左二）与昆曲研习社成员合影

（图片选自《赵景深文存》）

最难忘的是有时昆剧团的曲友来访。照片中站在台前唱曲的好像是张洵澎先生，第一排坐着先生和师母，先生旁边是俞振飞先生。

第一个学期结束，我写了一篇关于元代剧作家马致远的读书报告，赵老把他的评语写在一张文稿纸上，题为《陈建华〈陈抟高卧〉读书笔记评语》：

这篇文章行文流畅，能够看出这“隐居乐道”剧与“神仙道化”与“神头佛面”剧区别开来，并引青木正儿在《元人杂剧序说》中的判断为据，这是好的。

作者还引用了《宋史》和套曲《六艺》，以及科学院《中国文学史》，可以看出作者是费过一番气力去考证的。

作者最好的评论是在于陈抟在第三折对宋帝所说的话，认为不下于关汉卿《窦娥冤》。作者再以《秋思·百岁光阴》相比，又引了《陈抟高卧》对于白象笏与紫罗袍的嘲讽，这些都说得很好。

但作者对于其他“神仙道化”剧的引述，未免枝蔓，且未举例，不能说服读者。不如局限在这“隐居乐道”剧《陈抟高卧》为好，故改。

最后陈抟一睡就是“百日不起”，这本是传说如此。我认为这也可以说这是陈抟好的地方，是消极的不与元朝皇帝合作的暗示。晋朝阮籍就是以酒醉不醒来辞掉皇帝以婚姻来笼络他的。总的来看，作者是优点大大地多于缺点。

先生目力很差，看书要贴近纸面，在这张五百格文稿纸上，每格一个糯米汤圆般的蝇头小字。短短的评语朴质、平易、实在而意涵丰富，宛现先生春风和煦的神态。后来听课的多至十多人，有时也可见到陈多、徐扶明、蒋星煜等，都是戏曲研究的知名学者，对先生皆执弟子礼，或带来他们的新作，我也有幸得到馈赠，看到“建华同志指正”的字样，我这个毛头小子的脸上红潮泛起，所生的激励之情可想而知。

这是一个充满家庭气息的文艺沙龙，同门师友皆以谦谦君子为尚，天冷时师母有时给先生披上一件外套，或给他端来一碗参汤。最难忘的是有时昆剧团的曲友来访，丝竹声中他和师母来上一段。在我的照相夹子里有一张照片，记得那天下午的盛会，来了好些昆剧团的大咖，先是先生念了一篇稿子，站在台前唱曲的好像是张洵澎先生，第一排坐着先生和师母，先生旁边是俞振飞先生。

每想起景深师，就会想起有一回他在课上对我们语重心长地说，做学问须具备“五心”——爱心、专心、细心、恒心和虚心。这些话也见诸1982年的《中国戏曲初考》的跋语中：爱心即对古代戏曲须有一种炽烈的挚爱之心；专心是坚毅不拔的志愿；细心即对待材料须心如发丝，不经过一番仔细的考核就不轻易下结论；恒心即锲而不舍的精神；虚心就是向同好们请教，取长补短。这“五心”也是先生一生治学的自我写照。我在复旦读书，感受最深的是当时朱东润先生、蒋天枢先生等老一辈学人所体现的朴实学风，景深师也十分强调实证研究，我想这也是反对“假大空”作风的一种共鸣吧。

1982年我硕士毕业，被分配到复旦分校工作。像往常一样每到周末就去四明里拜谒先生，聆听教诲。1984年第一次在《复旦学报》发表文章，是一篇关于元末杨维祯与戏曲方面的考证，先生看到了，对我勉励有加。该年年底，先生又招博士，与章培恒先生合带，于是我重回复旦，不意先生在12月10日上楼时失足跌倒，送医院后不到一月溘然长逝。此后跟从章师读完博士，1988年年底赴美，一去便十数年，至2002年夏回到香港，在科技大学开始任教。

90年代大陆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界文坛也如是，而我在大洋彼岸，虽有隔海之叹，于事于情却不免隔膜。2002年正值先生百年诞辰，复旦大学举办了追思会，我也茫然无闻。几年之后我在科大图书馆看到李平和胡忌编辑的《赵景深印象》一书，收入学生亲友们的纪念文章，顿觉自己的缺席好像心头划开一道伤痕。读到书末附录《赵景深先生最后100天日记》，其中有十多处提到我，历历往事一一浮现。如1984年9月1日：“希同预约他[黄强]陪我到复旦开博士生出题会。”9月3日：“又写了一封信给章培恒，问他何时要我参加出题目。”9月5日：“又写回信给章培恒，答应他和李平星期日到我家来。”9月9日：“章培恒和李平来。我拟了几个题目，章、李作了决定。”9月15日：“七时三刻李平乘小汽车接我到老教学楼底层。章培恒、李平和我共同口试陈建华、赵山林、李宗为。”

这部分日记即有关我读博士之事，半个月里从出题到口试，先生已82岁高龄，犹在操劳奔波。日记里多次提到新组成的“戏曲组”，我是成员之一，如11月3日：“李平、江巨荣、马美信、陈建华、黄强、彭飞、朱建明、翁敏华八名戏曲组成员到齐”。虽然先生已经写完《中国戏曲史》，但他十分慎重，不愿拿出去出版，于是组成一个团队，正准备带领我们大干一番，写一部大的中国戏曲史。我手头的一张“赵门弟子”的照片，差不多摄于那个时候，除了上述“八名”之外，还有一位热爱戏曲的张万良。

12月9日，即日记的最后一天，有“陈建华谈《花笺记》”这一句。那时我在点校整理明末清初的一本被称为“第八才子书”的广东木鱼书《花笺记》，先生把他收藏的三种版本借给我，并指导我如何进行整理研究。先生过世后我继续这项工作，把整理书稿连同一篇序文交给中州出版社，一直没出版，后来因为在国外，时间久了也就不了了之了。

《赵景深印象》中有章培恒先生在追思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说到“先生去世之后，师母遵从其遗愿把他的藏书捐赠给复旦，并从复旦颁发的奖金中拨出二万元作为培养有志研究元明清文学的年轻学子的奖学金”。我是第一个获得者，以博士论文《明代江浙文学论稿》荣获“赵景深学术奖”，奖金一千元，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

读着读着，我百感交集，也深感歉疚。后来有一次我在复旦参加古籍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在晚宴时见到李平师兄，我玩笑似地说那本纪念赵先生的书里没有我，你们把我忘了。师兄连连向我道歉，但事后觉得自己简直荒唐，即使身在海外，也不曾主动和他联系。师兄的宽容令我感动，遂思及如今他长卧病榻，不禁神伤。

与“赵门弟子”的合影，摄于1984年。除了李平、江巨荣、马美信、陈建华、黄强、彭飞、朱建明、翁敏华八名戏曲组成员之外，还有一位热爱戏曲的张万良。

先生给我们上课不提他在现代文学方面的成就，近年来我因为常常翻阅民国报刊杂志，对先生的了解多了起来。他集翻译、创作、编辑出版于一身，著作多达150种，这些为人所知。在我个人的体悟中，自1918年他即在《少年杂志》上发表《国王与蛛蜘》等，1922年《晨报副镌》上的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又与周作人反复讨论童话问题。先生初涉文坛便对童话的浓厚兴趣，不啻是其一生童真性情的寓言，与他的“五心”一起得加上“童心”——平淡、善良而真诚，始终保持着他的一颗“赤子之心”。

先生几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同步，数十年纵横文坛，交游之广如海川百纳，而为人处世以谦恭为本，如对于徐志摩的“提携”之恩没世不忘，在《文人剪影》《文人印象》等书中道及百余当代作家，无不扬人之长，尤其对于鲁迅先生一向称颂备至，敬重有加，可叹一句对他不无意气的“牛奶路”的批评成为某些人轻薄讥笑的口实，先生则反躬自省，至晚年仍一如既往，在《中国小说丛考》《文坛回忆》等书中，对鲁迅的“指导、教育和支持”反复致意，如此虚怀若谷的态度，完全出自一片至诚，正所谓“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若不是以慈悲为怀，何能臻此菩提境界？30年代之后先生转向小说戏曲的研究，不限于古代经典，凡是地方戏曲、民间曲艺皆一视同仁，研究整理中无不倾注其心血，且优孟衣冠，躬亲实践，真正体现了伟大的平民精神，这也是先生留下的一股精神动力，鼓舞我们前行，生生不息。

纪念（2016.12.16）|  怀念赵景深先生

陈建华 |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致远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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